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，就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、低碳化，加快推动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、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。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，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，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，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。在这方面，以数字经济助推绿色发展，大有可为。
数字经济不断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，其引发的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。数字技术可灵活筛选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，妥善整合生产资源，优化各类经济要素的配置效率。一般来说，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企业会不断吸纳优质资源，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企业，其生存发展空间将被不断压缩。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，企业将主动或者被动地优化自身资源配置效率，加之数字平台能够充分对接市场需求信息与供给信息，大幅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，进而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。从整体上看，这将大幅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。同时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够实现精准分工协作与生产，在智能物流、智能客服、库存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助力企业大幅提升生产效率。
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。2012年至2022年，我国以年均3%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.2%的经济增长，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.4%，相当于少用标准煤约14.1亿吨，少排放二氧化碳近30亿吨。对此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功不可没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能有效带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，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，以低碳、创新与可持续性为核心推动生产。特别是数字技术能够精确掌握生产环境的实时变化，对高污染、高能耗生产环节进行改造，最大限度减少资源使用损耗和对环境的污染。同时，数字经济发展也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绿色生活方式。共享单车、在线医疗、线上办公等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减少了资源的消耗，有助于在思想观念、消费模式、社会治理等方面推动变革，促使全社会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、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形成“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”的生活方式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数字经济助推绿色发展还面临一系列挑战。一方面，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平衡，导致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存在经济增长缓慢、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，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绿色发展进程。另一方面，我国一些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，关键核心技术“卡脖子”问题成为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。一些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，我国部分数字产业尚处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中低端，数字经济驱动绿色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也因而受限。对此，需抓住现存痛点和难点，精准施策。
一是完善发展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，推动数字产业低碳发展。需坚持“全国一盘棋”，统筹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，避免重复建设。在建设大型数字基础设施时，要整体考虑区域资源禀赋和要素比较优势，充分利用区域自然禀赋降低数字基础设施的能耗。相较于东部地区，西部地区的能源储备和自然条件更适宜建设大规模数据中心，可考虑引导数字基础设施优先在中西部地区选址。在使用数字基础设施时，需着力消除现存壁垒，促进跨区域利用，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。
二是因地制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，让绿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底色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，应加快培育新的数字经济绿色增长极，持续为绿色发展赋能。可考虑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，鼓励当地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创新，并更好吸引社会资本发展绿色产业。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，可考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力度，为数字经济助推绿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均呈现空间溢出效应，对此应建立合作机制和平台，促进区域间交流与合作，鼓励欠发达地区引进和吸收先进的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经验。
三是大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，形成数字技术核心竞争力。在一些关键核心数字技术上，我国常常受制于人，因此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问题是释放数字经济潜能的必由之路。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，优化基础学科布局，从底层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问题；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，加强科研机构、高等教育机构、科技园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，不断提高数字技术成果转化能力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，加大政策引导，降低企业创新风险与成本；注重数字人才培养，健全人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，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，确保数字技术创新者的积极性，为数字人才尽展才能提供良好外部环境；加快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，不断塑造我国数字技术核心竞争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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